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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世的五山禅林文化
  • 发布时间:2015-12-26 信息来源:中国佛教文化网 点击次数:
  •   日本中世(1192-1603)是个漫长而特别的历史时期,先后出现了镰仓幕府(1192-1333)和室町幕府(1338-1603)两个武家政权。这一时期最典型特征是,政治上确立了天皇为首的公家和征夷大将军为首的武家政权并立的二元体制。正是政治上的二元制引发了日本中世社会各个层面的巨大变化,新兴事物不断涌现。特别是在文化层面,随着武士阶层的崛起并成为社会的支配阶层,平安时代(794-1192)的公家——贵族文化一统天下局面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公家文化与新兴武家文化并立的格局。而且,武家势力不断扩充,推动武家文化逐渐成为日本中世文化的主流。同时,由于幕府与五山禅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作为武家政治产物的武家文化自然就带有浓厚的五山禅林色彩,这也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一大特色。本文拟通过对日本禅宗对中国五山禅林文化的吸收与重构、五山禅林文化的世俗化等几个方面的探讨,揭示日本中世五山禅宗文化的表象及其影响,并借以勾勒中世文化的概貌。

      一、引进中国的五山禅林文化
      谈及日本中世的五山禅林文化,必须先要了解作为其起源的中国五山禅林文化。
      一般认为,中国的禅宗源自六世纪初从南印度来华的菩提达摩(?-536),传至五祖弘忍(601-674)始立宗门,自六祖慧能(638-713)后日渐兴盛,生发出北宗“渐修”和南宗“顿悟”两派。后形成了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临济宗、沩仰宗以及临济宗的黄龙派、杨歧派,亦即所谓的“五家七宗”格局。南宋以后,诸流派中唯临济、曹洞二宗影响较大,且临济更盛。
      文献记载及前人的研究表明,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朝廷制定了禅宗“五山十刹制度”,规定余杭径山寺,钱唐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天童寺、育王寺,为禅院五山[1]。五山之下,又设十刹、诸山。禅宗五山由于其官寺的身份决定了它与官府、士大夫等世俗阶层有着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催生了具有高度融合特点的五山禅林文化。一方面,禅僧修行倡导“禅教一致”、“禅净双修”的“融合”思想与修行之法。另一方面,在“融合禅”思想指导下,五山禅宗寺院僧侣与士大夫、文人等世俗人的交流与互动频繁,客观上丰富了禅寺文化生活,给禅僧平添了儒雅之气。在与世俗社会文人的交往过程中,南宋禅僧的创作思想有了新的突破,提出了“诗禅一味”、“参诗如参禅”的创作理论,把禅宗修行与文学创作活动融为一体。诗文、绘画、书法等本为世俗文人玩味之物,也成为僧侣参禅的工具。僧侣们不但赏析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而且咏禅诗、作禅画、书禅字。其中不乏多才多艺的佼佼者,如赴日名僧兰溪道隆、大休正念、兀庵普宁、无学祖元、一山一宁等。五山禅林俨然成了培养禅宗文人的大学。
      宋代至元时期,中日禅宗界的交流频繁,来中国留学的日本禅僧和去日本传禅的中国禅僧都很多。例如,有宋禅传播第一人之称的日本僧人明庵荣西(1141-1215)于1168年、1187年两度入宋,师从临济宗黄龙派禅师虚庵怀敞学禅,并将此派禅法传入日本。比叡山僧觉阿1171年入宋将临济宗杨歧派禅法带回日本,1189年大日能忍入宋师从杨歧派禅师拙庵德光,后回日本弘法。道元(1200-1253)于1223年入宋,1228年返日,嗣法曹洞禅师天童如净得到印可,开创日本曹洞宗。圆尔辩圆(1202-1280)于1235年入宋,师从杨歧派禅师无准师范,获印可,将“禅教一致”、“禅净双修”禅法带回日本[2],于东福寺创圣一派,兼修天台、真言二宗。心地觉心(1207-1298)于1249年入宋,师从杨歧派禅师无门慧开,回日后开创“法灯派”,宣扬“兼修禅”。南浦绍明(1235-1309)于1259年来宋,得临济宗禅师虚堂智愚真传归国弘法。
      东渡日本传禅的中国名僧有临济宗高僧兰溪道隆(1213-1278)、大休正念(1214-1289)、兀庵普宁(1197-1276)、无学祖元(1226-1286),以及元代的一山一宁(1247-1317)、西涧子昙(1249-1306)、东里弘会(?-1318)、灵山道隐(1255-1325)、明极楚俊(1262-1336)等。
      在中日禅僧的互动与交流过程中,中国五山禅林文化元素大量传入日本。就内容而言,总体上看,首先传入日本的就是南宋五山禅林“融合禅”的修行思想与方法、清规戒律,临济宗、曹洞宗等宗派的禅法;其次是“五山十刹制度”;再次是禅宗佛具、寺院建筑设计、寺院装饰、禅师诗文及书画作品、文人诗文及书画作品、文房四宝、典籍、饮食(例如茶、手擀面、荞麦面、豆包等)、世俗用品等。

      二、构筑日本的五山禅林文化
      日本禅宗为了寻求日本政府的庇护,以获得发展空间,便积极与政府合作,改造了来自中国的五山禅林文化,构筑起特色鲜明、丰富多彩的五山文化。
      第一,创建双五山制。从镰仓后期至室町初期,日本禅林与幕府政权联手确定了京都五山(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和镰仓五山(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两个五山禅寺体系。按照中国的做法,在五山之下,以京都为中心又在全国设了十刹、诸山。室町时代末期,十刹有60多座寺院,诸山有230座寺院。据统计,如今的五山寺院数量有200多座,遍布全国各地。[3]
      第二,传习兼修禅法。日本禅宗寺院传习天台、真言、禅三宗的兼修禅法。所以如此,除了南宋融合禅的影响之外,“或与当时禅宗尚未兴隆,当权者担心若独立禅宗,恐违国之风仪有关”[4]。13世纪前半,禅宗在日本方兴之时,曾受到来自比叡山的天台宗、高野山的真言宗的猛烈抵制。为了存活下去,禅宗一方面努力获得幕府最高权力人物的支持,一方面用兼修之法弱化来自旧宗教势力的抵制。例如,在圆尔创建的东福寺,除禅院特有的建筑外,还有真言寺院特有的“灌顶堂”,堂内安置两界曼荼罗。五重塔内供奉密教的五智如来像、东西回廊绘有真言八祖、天台六祖的行教图。不仅如此,圆尔还规定在佛殿、僧堂、山门中为公家、关东、檀越等诵经、祈祷。这是为迎合檀越祈求现世利益而举行的密教仪式。[5]
      第三,开创新宗派。中国禅宗虽有“五家七宗”,但传入日本的主要是临济和曹洞二宗,尤以临济为多。二宗进入日本后枝繁叶茂,生发出诸多新的支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25流,分别是曹洞宗的道元派、东明派、东陵派,临济黄龙派的千光派,临济杨歧派的圣一派、大觉派、法澄派、法海派、大应派、兀庵派、大休派、西磵派、无学派、镜堂派、一山派、古先派、佛慧派、中严派、清拙派、明极派、竺仙派、愚中派、大拙派、别传派、黄檗派等。
      第四,凝练五山文学。所谓五山文学,就是指镰仓时代末期至整个室町时代,五山禅僧创作的汉文学,内容包括汉诗、汉文、日记、随笔等。其创作主体就是各个时期的五山、十刹、诸山的禅僧。著名的有来自中国的一山一宁、兰溪道隆、兀庵普宁、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禅僧,日本的明庵荣西、圆尔辩圆、心地觉心、无象静照、绝海中津、虎关师炼、义堂周信、雪村友梅等禅僧。
      五山文学产生的根源,主要是来自中国禅僧文人气的影响。不过,五山文学的形成经历了从镰仓时代后期至室町时代近300年的漫长过程。最初,日本禅僧在参禅之余,主要是吟咏、欣赏一山一宁、兰溪道隆、兀庵普宁、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中国名僧的诗作以及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等唐宋文人的诗文。后来,在诵读、欣赏体验的过程中,日本禅僧通过模仿等方法逐渐创作出了自己的语录、偈颂、字说·道号颂、诗、疏、记·说、连句等汉诗文作品。五山文学的产生,推动了汉诗文在日本的认知与发展。作为日本中世社会的主流文学,由五山禅林僧创作、鉴赏的五山汉文学达到了日本汉文学历史的顶峰。[6]
      与五山文学相伴而生的还有五山的印刷、出版,即所谓的五山版。在禅宗进入日本之初,五山寺院特别是临济宗寺院出于宣传本门宗法的目的,从中国引进了刻版印刷技术,印制佛典,开创了日本出版业的先河。随着五山禅林文化体的形成及禅林世俗化的发展,禅僧为增加知识、提高中国文化素养迫切要求多读书。五山寺院为响应这一需求,扩大了书籍印刷的范围。“它包括日本典籍,也包括中国典籍。在中国典籍中,既有内典,也有外典。外典中绝大部分是宋元刻本的覆刻”[7]。具体地说,除禅宗佛典外,还包括儒家经典、老庄注解、诗文集、类书、字书、韵书,甚至还有词典等。这种由五山寺院印刷、发行的书籍,被称作五山版。五山版最盛期在14世纪前后的南北朝时期,临济宗梦窗派的洛西临川寺、天龙寺出版业十分兴隆。如天龙寺于1349出版了《雪峰东山和尚语录》、《同外集》。以后的数十年间,出版了梦窗派的先师语录、禅集等书籍近二十种。[8]
      五山版在印刷内容上的扩充及一定规模的商业运作,客观上为禅僧及世俗社会人修习中国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为造就新兴知识分子以及中世日本汉学、五山文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第五,打造多彩五山艺术。日本五山文化的多彩还体现在建筑、绘画、书法等方面。
      在寺院建筑方面,平安时代(794-1192)以前的寺院,伽蓝核心建筑包括安置佛像的金堂、安置佛舍利的塔。禅宗寺院则主要包括僧众生活的僧堂及说法、举行仪式的法堂。到了室町时代,出现了住持隐居的塔头。这是一种被称为书院造的建筑样式,内部铺着日本式的木地板或榻榻米。这种设计成为后世日本住宅的基本元素。
      在绘画方面,除佛像画外,日本禅僧通过学习、模仿牧谿等中国禅僧的水墨画作品,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自镰仓时代中期以后,日本五山禅林中先后出现了如拙、周文、明兆、宗湛、雪舟、雪村、秋月、宗渊等众多禅僧画家。而且,一些禅僧创作出了很多传世佳作。诸如如拙的《瓢鲇图》、明兆的《寒山拾得图》、周文的《竹斋读书图》、宗湛《芦雁图》、雪舟的《秋冬山水图》等。不仅如此,还出现了融“大和绘”与“水墨画”于一体的新画派——狩野派。
      在书法方面,中国五山禅僧的“墨迹”及文人书法也给日本禅林带来了新风。圆悟克勤、虚堂智遇、了庵清欲等禅僧的墨迹,苏轼、黄庭坚、张即之、赵孟頫等文人的作品成为人们竞相收藏、模仿的对象。禅僧的书法流行在挂轴之上大大地书写一行奔放、粗犷之物。不过,五山禅僧的书法多比较稳重,笔法紧凑、锐利。“可以说,日本五山的绘画与书法继承了中国文人的艺术、精神,并将之传递给了同时代的人们。在这一领域,五山文化是同时代中国文人文化的继承者。”[9]
      第六,禅茶一体的五山茶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栽培茶的国家。茶最初被当做草药,煎汤治病之用。后逐渐成为待客饮品。至唐代,茶又被文人雅士提炼成一种礼仪文化。尤其到了宋代,饮茶被纳入了禅院清规。五山禅宗寺院中设有茶堂,供僧人们辩经、待客之用。而且,禅宗规定坐禅中间“唯许饮茶”。禅僧在饮茶、品茶过程中,逐渐体悟到其中的禅意,于是产生了茶禅思想。特别是通过陆羽《茶经》的提炼,茶与诗、禅走向融合。南宋时期,五山禅院中的径山寺茶礼十分复杂,包含了“点茶”、“斗茶”、“茶会”、“茶宴”等一套程序化的礼法,是五山禅茶的代表。
      日本禅僧明庵荣西(1141-1215)在师从临济宗黄龙派禅师虚庵怀敞修习禅法期间,亲身体验了禅院及世俗社会的饮茶文化,更了解了茶之功效。因此,在回国时带走了茶籽、茶叶以及种茶、制茶的技术和饮茶礼法。同时,荣西还从虚庵怀敞那里承继了临济宗杨歧派的圆悟克勤提出的“茶禅一味”的禅修思想,并最终演变成为日本茶道的核心理念。回国后,荣西在圣福寺、富春院等地试种茶树,向僧人介绍茶礼,著《吃茶养生记》一书,倡导人们饮茶。荣西之后,南浦绍明入宋参禅,并在径山寺学习茶礼。回国时,带回了茶台子等茶具、七部茶典。绍明把中国的禅茶思想、茶礼传给了五山禅僧。后来,茶礼传至大德寺的一休宗纯、村田珠光,并最终凝练出了日本五山茶道的精髓——“和、敬、清、寂”。这一茶道精神成为后世日本茶道领域奉行的基本精神。

      三、五山禅林文化的世俗化
      在中日禅僧的共同努力下,日本禅宗完成了对中国五山禅林文化的吸收与再造,构筑起了日本特色的五山禅林文化体系。不过,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五山禅林文化的世俗气更重。
      由于日本五山禅宗是在以将军为首的幕府扶持、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世俗气。这种世俗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五山禅僧直接参与幕府的对外事务,二是为公家、武家举办佛事法会、丧礼等。
      (一)参与幕府的对外事务
      日本学者的研究表明,室町幕府时代,日本五山禅僧直接参与国家外交事务,最典型的就是代幕府起草对中国、朝鲜的外交文书和充当外交使节。例如,“明日外交的文书由五山僧人起草,用的是四六骈体文。”[10]“与高丽、朝鲜的外交文书也是五山僧人起草。”[11]在《明实录》、《吾学编》、《筹海图编》、《明史》、《善邻国宝记》、《满济》、《空华日用工夫略集》、《相国寺文书》、《邻交征书》等中日文献中均有相关记载。例如,《明实录》载,洪武四年(1371),“日本国王良怀,遣其臣僧祖来。”洪武十三年(1380),“日本国王良怀、臣庆有僧派遣”,“日本国遣僧明悟、法助。”《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中记载了禅僧兼商人的楠叶西忍(1395-1486)于永享4年(1432)、享德4年(1455)以“人凡”身份两度乘遣明船入明贸易的内容[12]。资料显示,幕府派遣的遣明使成员包括正使、副使、居座、土官、从僧、通事、客商、从商、水夫。[13]其中,正、副使多为僧人。
      当然,日本政府派遣僧人充当使节并非始于室町幕府,而是自隋唐以来,一直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日佛教界历来交流频繁,日本僧人中有很多中国通,更有许多僧人会汉语。特别是日本中世时期,五山大寺的很多住持都是中国禅僧或者留华禅僧,他们给人讲法甚至都用汉语。因此,幕府选派五山僧人作使节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其次,五山禅僧直接参与对外贸易、寺院经营等活动。五山禅寺虽然倍受幕府重视,但由于幕府财政状况不好,因此非但得不到幕府的财力支持,有时还要给幕府交钱。为了解决兴建寺院、幕府所需的资金问题,五山禅寺开创了新的经营模式。他们把僧众分为东班众和西班众两部分,西班众禅僧主要从事与佛事相关的工作,东班众则专门负责管理五山寺院的庄园领地、从事对华贸易等寺院的经营事务。为扩大对华贸易,获得稳定的收益,五山寺院甚至还建造自己的商船。例如,五山天龙寺的“天龙寺船”就是著名的寺院商船。不仅如此,五山还允许有经济实力的权贵、民众参与寺院的经营活动。
      (二)为公家、武家举办佛事法会、丧礼等
      根据《敕修百丈清规》(1336)的规定,日本中世五山禅寺除了在禅寺内举办佛事法会外,还承担着天皇生日祈祷、国家祈福、将军生日祈福、天皇葬礼、将军葬礼等世俗社会的祈祷活动,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例如,将军的生日时,要做诞生疏,以五山为首,各寺院举行祈祷仪式。禅寺一般在初一、十五要为天皇举行祝圣仪式,祈祷天皇圣寿万安。新住持入禅院时,要为天皇焚祝香,行祝圣之仪。还要为大檀越——将军焚香。这样的仪式,依清规,五山以下、地方禅院、大小寺庵均要举办。再如,北条时宗、北条得宗一门的葬礼是由建长寺、圆觉寺的禅僧主持操办的。光严、光明两上皇的母亲广义门院的葬礼由禅僧主持,追善佛事则是由春屋妙葩主导的。幕府将军的葬礼,自足利尊氏以来,均由五山僧人主持。禅僧住持的禅宗葬礼在后世逐渐在日本中世社会上普及开来[14]。时至今日,普通日本人的葬礼也依然延续着这个习俗。
      此外,五山禅僧经常应邀参加幕府将军等权贵在私人宅邸举办的各种招待会、连歌会等聚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禅僧、文人、士大夫聚集一堂,品五山茶,赏玩中国的绘画、工艺品,谈禅论诗。这种聚会展示了禅宗与文人雅趣的融合,是五山禅林浓重世俗化倾向的真实呈现。
      不过,客观讲,正是这种世俗气推动了传教活动的开展和五山文化的普及,“五山”在各种场合的出现,大大提升了五山禅林文化在世俗社会的认知度,使其影响力遍及日本中世社会,甚至超越佛教的正统派显密诸宗,成为日本中世文化的主流。

      结 语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发现,中国禅林文化进入日本后,经过中日禅僧的共同努力,打造出了一个与中国禅林文化迥异的、充满浓重世俗气的日本禅林文化体。尤其五山禅僧复杂的身份与作用更是奇特。归纳起来,他们是这样一群人:禅宗僧侣、通晓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日本文人、从事外交工作的官僚、商人、出版人等。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日本中世五山禅林文化,引领了日本中世文化的潮流。同时,日本五山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的实用主义倾向以及善于创新的特点。
      (作者王晓东为山东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周晓波为鲁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注 释】
      [1]〔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60页。
      [2] 参见大野达之助:《日本佛教思想史》,吉川弘文馆,1965年版,第274-275页。
      [3]岛尾新:《东亚中的五山文化》,东京大学出版会,2014年1月,第21页。
      [4][5]同[3],第206页。
      [6]石川力山:《关于中世五山禅林的学艺——〈元亨释书微考〉的引典》,《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7,1976年10月。
      [7] 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3页。
      [8]同[3],第136页。
      [9]同[3],第14页。
      [10]田中健夫:《汉字文化圈中的武家政权——外交文书作成者的谱系》,《思想》第796号,1989年。
      [11]高桥公明:《关于外交文书、“书”、“咨”》,《年报中世史研究》第7号,1982年。
      [12]竹田和夫著:《五山与中世社会》,同成社,2007年7月,第127页。
      [13]同[12],第125页。
      [14]同[3],第98-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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