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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散文
  • 发布时间:2016-09-28 信息来源: 点击次数:
  •   中国佛教文学的渊源流长,繁荣不衰是与佛教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密切相关的。宋、元、明各代的理学家们,如周、程、张、朱、陆、王诸大家,在青少年时期都有“出入佛老”的治学经历,他们的著作都带有佛教思想的痕迹。自佛教创立时起,文学就成为佛佗随缘说法的方便之门,从而产生了伟大富丽的佛教文学。在近代,佛教文化不仅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近代文化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曾说过:“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他们有的以佛学思想作为变法、变革的思想武器,有的以佛教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有的则以之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有的则以佛学思想作为文艺的创作思想或重要题材。由于认识到或相信佛教的根本精神在于指导人们破妄显真、出迷还觉、转识成智,因而,佛学复兴思潮的中坚人物章太炎和梁启超等,无论政见如何不一致,他们却都将佛学的振兴当作改造国民精神的必要途径;由于章、梁等人大师身份的影响,他们从启蒙主义的立场所掀起的佛学复兴思潮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它带给了现代作家们对佛教的一种比较普遍的亲近心态,老舍、叶圣陶、郑振铎、郁达夫、许地山等就是这样。它还启发了现代作家们注意以佛教文化为基点之一来思考中国新文化建构的多元途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散文便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开出了灿烂的奇葩。如敬安的《纪梦》,梁启超的《惟心》,杨度的《菩提三偈序》、《江亭词序》、高鹤年的《名山游访记》,弘一的《人生之最后》、《最后之忏悔》、《南闽十年的梦影》,郁达夫的《花坞》,郑振铎的《大佛寺》、《大同》、《云冈》,夏丐尊的《弘一法师之出家》,丰子恺的《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还我缘缘堂》、《无常之恸》,叶圣陶的《两法师》,老舍的《宗月大师》,俞平伯的《独语》,冯至的《沾泥残絮》,何世光的《健康随想》,黄靖雅的《你将如何穿越死亡的门限》,林新居的《独坐一炉香》,林清玄的《悲欣交集》〔1〕等等。这些散文,记人叙事、写景抒情、说理析物、谈天说地,尽管作者与佛教之关系有密有疏、或近或远,但他们大都对佛教怀有一种亲近、敬仰的心态。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亲切地体味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那种别致的情趣、那种别致的韵味与那种别致的境界,比读禅诗、变异故事更贴近心灵,它随和、自然、清新。
      
      一、阐释佛理,强调要摒除物欲,哀乐全无
      
      梁启超在《惟心》这篇散文中,直陈并发挥他的“三界唯心”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所造之境为真实”。认为面对同一客观境物,各人的心境不同,看法就不相同:“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因此,世界上没有物境,“但有心境而已”。他还认为事物的一切属性都不是事物所固有的,而是人的生观感觉的产物,以颜色为例说:“戴绿眼镜所见物一切皆绿,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因此事物之绿和黄“其分别不在物而在我,故曰‘三界唯心’。”文中,他还对禅宗六祖慧能关于“风幡之议”的一段话“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自动”特别欣赏。因此,梁启超要求人们不要产生什么乐、忧、惊、喜,否则就是“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谓之我为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隶”;号召人们“明三界唯心之真理”、“除心中之奴隶”。这种哲学思想必然在人的世界观中排除物欲、物境起积极的作用,它与欧阳修《秋声赋》要人们免除“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的自安自足思想,和苏轼在《前赤壁赋》中的旷达、随遇而适的自我解脱精神相吻合,全文即在告示人们:人人要平心静虑,快乐不在外界,幸福在自我心中,唯有经过静思熟虑,少欲知足,克己为人,自己才快乐,一切苦恼从此熄灭。
      
      中国近代史上的怪杰杨度,一生思想以多变著称,曾是臭名昭著的帝制祸首、“复辟余孽”,到晚年成为共产党人。对如此跌宕起伏的奇特经历,他在1927年春的《江亭词序》中开首即言:“盖人生哀乐全由心境,境既生心,心复生境。于境若有爱憎,于心即有哀乐。实则,哀即是乐,乐即是哀,境即是心,心即是境,对待相消,了无一物,自非圣人,不能悟此!”他总结自己一生政治生涯和思想上的三次变化,认为皆出于心境的转变。在《菩提三偈序》中,提出“菩提三偈”说,禅宗历史相传,五祖弘忍为选嗣法弟子,曾命大家各作一偈。时神秀作偈,弘忍认为“未见本性”。慧能也作一偈,得到了弘忍认可,并秘密传授衣法,为第六代祖。杨度对这一段公案重新作了解释,认为神秀、慧熊二偈,均未见本性,于是再作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尘埃即无佛,无佛即尘埃。”名为“菩提三偈”,认为世间佛事,必须通过三关才能达到究竟佛地。“本事众生,皆有佛性,自性自迷,遂生魔境……当其一心系佛,佛是心魔,未及双空,自然两有。此乃道所必经,事无可避。如是境界名为第一。”“一念不生,万缘俱寂,如是境界,名为第二。”“……一切世法,皆为佛法。本来无佛,亦无众生,行住坐卧,无非佛土,吃饭著衣,无非佛事,时时皆佛,处处皆佛,惟一真心,应缘而动,动而无动,缘而无缘。无心而心,自然是佛,如是境界,名为第三关。”
      
      二、开示佛教人生观、抒无量广大的慈悲胸襟,
      
      弘扬高尚的伦理道德和精进戒持的精神
      
      弘一大师,俗名李叔同,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高僧。早在出家前就对书、画、戏剧、金石、音乐等下过很大的功夫,获得较高的成就,出家后,不仅严格按照戒律修持,过着苦行头陀的生活,而且对佛学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撰著了不少律学著述。《人生之最后》、《南闽十年的梦影》、《最后的忏悔》即是他佛学人生观与真实生活体验的写照。在《人生之最后》中他以宽广坦荡的胸襟面对人们胆惧的死亡,告诫佛教徒们对生的态度与具体应对,强调要平时修养,洁净清心,妄念铲除,一心向佛方能从容迎接“人生之最后”。在《南闽十年的梦影》中他表现出一个高僧谦逊、详和、一生修持、勤于律己、一心向善的生活作风。文中告诉养正院学僧们牢记:“相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灵感不爽的道理。就我个人而论,已经将近六十的人了,出家已有二十年,但我依旧喜欢看这类书——记载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我要常常研究这类书,希望我的品行道德一天高尚一天,希望能够改过迁善做一个好人。又因为我想做一个好人,同时我也希望诸位都做好人……”多么慈祥、谦逊的老人哪!以至于谦逊得让人心痛。佛教给予弘一法师一颗透明、广大的心。他常对自己的言行加以反省,对自己总也不满意,说:“回想我在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很少很少,残缺碎破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有‘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所以我就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在法师这是他对自己、对生命的严肃不苟,律己甚高,在我辈读罢应发大忏悔:因循苟且、碌碌无为实是罪过,弘一法师面对生死关头的大喜大悲大彻大悟在绝笔“悲欣交集”四个大字中凝聚,用林清玄(台湾作家)在《悲欣交集》散文中所言:“它写下了人生遗憾与悲悯的最后注脚”,“有如在黑夜中见到晶莹的泪光”。他的圆寂,安然坦然,无牵无挂。
      
      丰子恺是现代著名散文家、画家、文艺理论家。在其师弘一法师的影响下皈依佛法,为在家居士,是现代文学史上以文艺弘扬佛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所收《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写于抗日战争时期,以佛教精神,为仁者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告缘缘堂在天之灵》祭告他与弘一法师以抓阄办法定名为“缘缘堂”的寓所在战火中烧毁,爱教爱国与憎恶侵略者的感情十分浓烈。文中追叙了自己被暴寇所逼不得不与缘缘暂时分手的过程,眷恋之意流溢其中。然后描述了缘缘堂设置情调的谐和、安适:中堂是弘一大师的一幅对联,文为华严经句“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一架风琴的上方又挂有弘一大师长对,文为“真观真净观,广大智慧观,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因此文中写道:“我给你赋形,非常注意你全体的调和”,“故你是灵肉完全调和的一件艺术品”。然后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春夏秋冬缘缘堂的景致,于是发出呼喊:“你是我安息之所,你是我的归宿之处。我正想在你的怀里度我的晚年,我准备在你的正寝里寿终,谁知你的年龄还不满六岁,忽被暴敌所摧残,使我流离失所,从此不得与你再见!”末了,以宽大胸怀、深切的爱国情义、必胜的信念收束全篇:“我们为欲歼灭暴敌,以维护世界人类的和平幸福,我们不惜焦土。你做了焦土抗战的先锋,这真是何等光荣的事。最后的胜利快到了,你不久一定会复活!”在另一篇散文《佛无灵》中,丰子恺阐述了佛教戒律中戒杀护生的思想,并以不完全超脱于尘世之外地将他的戒杀护生的观点,运用于反抗侵略和维护和平。文中明示他心中的佛教不是那些与民间迷信混同在一起的佛教。相反,他对佛教中一些自私自利的人深恶痛绝,表示“不屑与他们为伍”,认为“这班人多数自私自利、丑态可掬,非但完全不解佛的广大慈悲精神,其我利自私之欲且比所谓不信佛的人深得多!他们的念佛吃素,全为求私人的幸福,好比商人拿本钱去求利。”又说:“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对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
      
      三、崇仰大师伟大的人格,抒发虔敬仰慕之情
      
      这类散文,当首推老舍先生的《宗月大师》。散文写得声情并茂,感人至深。文中老舍对宗月和尚满怀虔敬怀念之情,并感谢他以佛心引领自己向善。自幼家境贫困的老舍,颇得这位出家前曾是侠肝义胆的满清贵族的无私帮助与栽培,“他(出家前的宗月大师)是阔大爷,他只懂得花钱,而不知道计算。人们吃他,他甘心教他们吃;人们骗他,他付之一笑。他的财产有一部分是卖掉的,也有一部分是被人骗了去的。他不管,他的笑声照旧是洪亮的。”文中记叙了就是这样一个视财物如空无、热心帮助穷困人们、好善乐施的“刘大叔”,真诚地给予老舍和周围人们许许多多帮助,一个“金子里长起来的阔少爷”在日渐行善、修持、念诵佛经之后成了一座大寺的方丈,但又由于他的乐善好施,一心救苦救难,大庙容不了他,他便奔忙于无任何产业的小庙,个人精进修持,解人之迷觉,继续为人作善事,老舍不无崇敬地写道:“他是坐化的,火葬后,人们在他身上发现许多舍利”;“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言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到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私塾那样!”在老舍心中,佛便是像宗月大师这样德高心善、无私自持的人。
      
      叶圣陶先生以对佛教的亲近心理和对法师仰慕之情写下了真挚感人的《两法师》,两法师的外貌形态、神情、学问的渊博、精进的高深一一活现在文中,可叹叶老的大家手笔。散文从写叶老准备去会见弘一法师(李叔同)写起:“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也可以说带着渴望”;接着插叙对弘一法师出家前后的一些了解,追叙自己向丰子恺先生提出见一见法师的希求和在一星期以前亲睹了坐在人力车上一闪即过的弘一法师:“第三辆一霎经过时,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颌下有稀疏的长髯,我的感情有点激动,他来了!……”至此,叶老的崇敬心理和弘一法师的形象得到初步展现。然后再描述去功德林一路上对法师的惴度和得以会见法师的情景,弘一法师是“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眸子放出晶莹的光……”“……悠然数着手里的念珠”“凝思”;再写弘一法师回答来客话语的“简短”“殷勤”,“有如倾诉整个的心愿”;再写弘一法师的为不能研究一事,以勤殷真挚的神情说“惭愧”,叶老认为“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没有站在外面去的余裕,哪里能有研究呢?”暂写罢弘一法师,然后随弘一法师约见了印光法师。印光法师是本世纪净土宗的著名代表,自行化他,因而弘一法师对之无比尊敬,文中写道:“他(弘一)从包袱里取出大袖僧衣来,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样的静穆”,然后对印光法师“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叶老倍受感染:“我心里肃然”。两位法师已俱在眼前,叶老对他们合写,说:“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好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两位法师在叶老的心中,弘一法师是那种“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印光法师是“一般信徒用意想来装塑成功的偶像”。
      
      台湾作家林清玄(1953—)作品有菩提系列散文十种,以文艺弘扬人间佛教精神,在台湾出版两年即重印四十余版,声名远播台湾及海外,是台湾写作佛理散文的代表人物,他的《悲欣交集》以六个短篇赞扬和评价了弘一法师的伟大高尚的人格,抒发敬拜仰慕之情,文字清丽,像一串串带露的鲜果以飨读者。
      
      四、发愿行脚,遍游名山,参访知识,开拓心胸
      
      在发愿行脚、身体力行、遍游名山以此作为散文写作题材的二十世纪佛教散文当首推高鹤年的《名山游访记》。高鹤年在他的散文集《名山游访记》中,详细记述了他游历名山的整个过程和他的真实行历感受,把一路所见千奇百状的山景、庄严肃穆的古刹、与僧人的缘遇、交情和对佛理的不断参悟、心胸的不断开拓,全都一一详尽道来,最有名的篇目是《南岳游访记》、《普陀山游访记》《九华山游访记》,文中表现了一个不以忧患动其心,不以寒暑易其志、栉风沐雨、劳瘁不辞的行者形象——高鹤年本人。我们不得不为他那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和文史家,他对中国佛教名刹古寺是不惜脚力尽行参访,然后写下经过和感受体验,其间表现出的思想深度和强闻博识不免使人读后惊叹,叹后又读。他在游历了大佛寺后写下的《大佛寺》,在描写了佛寺的构筑摆布后,他的体验是:“你是被围抱在神秘的伟大的空气中了。你将觉得你自己的空虚,你自己的渺小,你自己的无能力;在那里你是与不可知的运动、大自然、宇宙相遇了。你将茫然自失,你将不再嗤笑了。”他慨叹:“那些信仰者是有福了,呵,我们那些无信仰者,终将如浪子似的,似秋叶似的萎落飘流在外么?”于是,他带着“庄严的佛地送来的压迫”的心情去瞻仰了古佛,最后感叹:“呵,怕吃辣的人,尝到一点辣味已经足够了。”他的《大同》、《云冈》记载他游访佛教圣地的经过,所到之处,每一山、每一窟、每一洞、每一寺、每一龛都进行了详尽的描绘,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熟悉文史之程度,让人折服。他是带着对祖国艺术文化宝库的无限珍爱和佛地的向往以及对佛教文化景观的仰视之情写了这么多优秀的散文的。
      
      郁达夫少年时酷爱龚自珍诗,并由此接近禅学,曾被日本诗人誉为“仙佛才兼古亦稀”,其游记散文对佛教文化景观多有描绘,在他的《花坞》中,以清丽的笔触介绍描述花坞的得名及周围的景致,突出花坞的特色:“竹木萧疏,清溪蜿绕,庵堂错落。尼媪翩翩,更是花坞独有迷人风韵!”文中追叙十年前留给他很深印象的一位带发修行的老比丘尼,对她的洒脱、超俗的风度尤生敬心,念念不忘,说是“这老尼的风度,和这一次逛花坞的情趣,我在十年后的现在,还在津津地感到回味。”随后叹息十余年来的变革,花坞再不是处女时期的模样,她的神韵有所破坏。为此,他略表叹惋。不难看出,郁达夫追求寻觅的理想的洁净之地该是一番什么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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