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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 陈鼓应:传统文化之中的群体与个人
  • 发布时间:2016-04-25 信息来源:搜狐文化 点击次数:
  •   楼宇烈,1934年生于杭州。1955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9月起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85年12月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1989年12月起成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等。
      
      陈鼓应,1935年生于福建长汀,1949年随父母赴台,1956-1963年先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师从著名哲学家方东美、殷海光。1973年,因参与台大校园内的保钓运动,发表时论,被当局解聘,引发了长达两年左右的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1979年离台赴美,任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研究员,1984年到北京大学任职。1997年,台湾大学为其平反,他再次回到台大任教,直至退休。2010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座教授”。
        
      楼宇烈:中国人的生命观是群体生命观
      
      儒家讲的一句话,就是“中庸之为德,至矣乎”。什么叫中庸?我们有时候把中庸看作是不讲原则,其实中庸恰恰是最要求讲原则的。所谓中庸,我们可以倒过来讲叫用中。我们从《尚书》里面看到,我们的尧传位给舜的时候,交待他是四个字叫做“允执厥中”,就是要求他掌握中道。舜传位给禹的时候,把这四个字扩展成为16个字,叫做“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后来我们的宋明理学家就把这16个字,看作是中国从古到今的一个道学的心传。掌握中道,不偏不倚,只是用中。所以看问题不能片面,一定要看到事物的两面,然后来以中道来平衡这两边。这里为什么我特别要讲到平衡这个概念,平衡这个概念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简单的一个天平的平衡,从美国的国会法院,一直到我们的高级法院,门口挂的一个标志logo,就是一个天平秤。天平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50%,那50%就平了,其实这个是一个外在的机械的平衡,复杂事物的平衡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50%跟50%就平衡了,有的情况下面,可能是80%、20%才是平衡,有的时候可能是90%跟10%平衡。
      
      这是个中和的概念,什么叫和?和就是“以他平他”,用这个来平衡这个,这个平衡不是50%来平衡的。中国人讲和实生物,应该达到和,万物才会生长。那“中”的概念又告诉我们什么: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是相对的。汉代的董仲舒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凡物必有合”,凡是物,都一定有两个方面相合,才成一个事物的,所以他就讲有前就有后,有左就有右,有上就有下,有内就有外,你说哪一个东西只有一面呢。我开玩笑讲,我说晚上走路,只看到一个背面看不到前面,就会觉得我今天是不是碰到一个鬼了,当他转过来,你看到还有一个前脸呢,哦原来是个人。所以一个人不能光有后面,没有前面,所以它都必须要相反相成,才成一个事物,这个概念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往往看事物,就会走极端,认为这一边是这样的,那一边跟它完全相反的,我们如果肯定了这边,我们一定不会去鼓励那边,其实不能那么讲。儒家讲中庸,这个跟道家实际上是不是一致呢?一致的,其实都讲中,中国的三教都讲中,张三丰讲“夫道者,中而已矣”。道就是一个中字,没有别的,故儒曰致中,道曰守中,释曰空中,都讲中。儒家讲致中,这个大家应该清楚,致中这个概念源于什么?来源于《中庸》,中庸讲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了中字,天地定位了,万物生长了,所以儒家就讲致中,道曰守中,《道德经》里面的话,“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释曰空中。佛教讲空中,为什么讲空中?就是空的中道,这个话出在哪呢?出在佛教的一部重要的经典《中论》。《中论》里面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空中这个义,就从这来的,我们讲有因缘所生的万物,它都是空。为什么说它空?这个空不是没有,它还有假名呢。所谓假名就是现象,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但是它的本性是空。这个空不是没有,而是说这些事物它因为是因缘所集合而有的,因此它就不是永恒。佛教的话就是无常,它是没有一个独立的自性的,主体的,所以叫做无我,所以佛教讲的空,是讲无常和无我这样一个本质,事物的本质特性。那么我们讲这样一个本质特性的时候,是不能离开它现象的假有,这就是佛教讲的中道,所以叫做空中。所以张三丰讲道没有别的,就是一个中字,儒、佛、道都讲中。清代还有位著名的道家练内丹的一个专家叫黄元吉,黄元吉就讲,他说“圣人之道,中庸而已”,就是顺其自然,这可以说就把儒家和道教的思想完全结合在一起了,所谓的中就是顺其自然,所谓的顺其自然就是合乎事物的本性,就是中道。
      
      中国的文化中间可以从两个层次,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道德层面,一个是艺的层面。但这两个层面又是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分开的,道要通过艺来表现出来,艺里面又要包含着道,把它上升为道。那比较传统的话来讲,儒家的话叫有上达有下学,下学人伦之用,上达天道性命,所以上下是不能分开的,上达和下学要结合起来,这才是中国的文化。所以道和艺也是紧密结合,我曾经讲过八个字,以道统艺,用道来统帅,统治这个艺,由艺臻道,通过艺来给他提升,提升到道。如果我们的艺仅仅是沦为一种技艺,一种物质状态的东西,那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我们现在很多的艺其实已经沦为物,沦为技术,那么沦为技术的时候,就会有问题了,就像宋明理学家反复强调的,我们不要玩物丧志。游于艺,提升道,这个艺才有意义。所以六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礼乐射御书数“,这是我们传统的六艺。礼乐是文艺,射御是武艺,书数是技艺,所以艺可以分为文艺、武艺、技艺,笼统的讲都是艺。
      
      艺是一个具体的操作层面的东西,有些有象的层面。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么我们通过艺是为了修养我们的身心的。其实我常常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人的欣赏的趣味,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人的人品,或者人格。但是欣赏品位是高雅的还是低俗的这很不相同,也就可以看出他内心的追求,情感的追求是什么。所有的艺术都是为了陶冶我们的心情,不能够把它沦为技艺,不能够把它尤其是不能够把它沦为玩物,变化成玩物了,变化成技艺了,就失去了中国文化中间的意义了。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直观的,不是理性的,虽然它也用理性,但是它的重点在直觉。所以我们很多事情不是说一定要去通过逻辑的推论,我们才来肯定它是什么,我们要运用我们直觉的方式去认识它。比如问中国人,人怎么来的?一般回答是父母生的。中国人的生命观,生命是一个群体的生命观,代代相续的,因为很直接感觉到我就是我的父母生的,没有我的父母哪来我呢。这确实跟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太一样,西方的思维方式那一定是有一个最高的造物主造出来的,所以它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个体。而我们想到的,每一个个体只是一个群体中间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正因为这种认识,使我们的文化就是形成了一个群体生命观的文化,个人是不能够脱离这个群体的,是在这个群体中间的一个阶段,一个局部,跟这个整体是分不开的,所以也就造成了我们的价值观念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价值观念不能够只考虑到自己个人,而要考虑到群体,所以中国人批评一个人,最厉害的话是什么?你不要做断子绝孙的事儿。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考虑到我们的子孙后代。要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子孙,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人对生命的一种自然的认识。这就形成了中国人这样一种价值观念,个体不能离开群体,人不是孤立的,没有了父母哪来我,没有我的祖父母,哪来我的父亲,没有我哪来我们子孙后代,不可能。个人只是这样一个环节中的一员,所以对于每一个个体,有生就一定有死。从总体上讲,中国人是比较看得开生死的,因为个体生命总是有生就一定有死,因此我们不可能只为自己来考虑。要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要为群体来奉献我们自己,这是跟我们的生命观有直接关系的。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也已经变化了,不太能够认同这样一种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这就涉及到我们对我们文化的认同,有了这样的文化认同,我们才可能塑造这样一种合乎中国人的人格。我们如果没有对我们这样一种文化的认同,那么我们不太可能来塑造出一种合乎中国人的人格来的。
      
      任何社会、任何个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因为你是生活在一个群体中间的,可是你又是一个个人,你要实现个人的价值,实现个人的兴趣、个人的情感,可必须要在这个社会中间跟它能够协调。这个问题也是玄学要解决的问题。玄学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自然就是个人的问题,名教就是社会的问题、他人的问题与群体的问题。名教是建立在一个人与人之间、自然关系之上的一种行为准则规范。中国人强调人与人之间内在的自然关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同胞,“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都是自然关系,有一个内在的联系。
      
      名教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自然关系基础上的内应的内在关系。玄学之前所讲的道德概念跟伦理概念是不同的,现在伦理就等于道德,什么时候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体?就是从玄学开始的,玄学把名教和自然结合起来了,名教本于自然,名教出于自然。王弼是怎么解释孝的概念的?王弼讲“自然亲爱为孝”。孝道是自然亲爱的极限,不是强加的、外在的,是人与人之间自然亲爱的关系,玄学强调个人跟群体它应该是统一的。
      
      任何一个人的自由都是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才有的,你要妨碍了别人的自由你就没有这个自由了,自由不是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要遵守一个群体需要遵守的共同规则,这是孔子到了70岁才体会到的,70岁的时候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矩就是规矩,在这个规矩之内你是可以从心所欲的,离开了这个规矩你就不能够从心所欲。所以任何个体的自由都要跟群体的规范统一,只有遵守群体的规范,才有充分的个人自由,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来认识、弥补自由这样一些概念的时候必须要知道的,否则的话很可能会成为自由的牺牲品。
      
      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造成分裂,其实不要分裂,要把它们打通,打通不是完全把它们说成一样,我认为不需要大家认同,自然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本来就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东西。我活成我的样子,你活成你的样子,价值观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我可以选择这样的价值观,我也可以选择那样的价值观。但是我不要去制造冲突,我尊重你的选择,你也得尊重我的选择,所谓的相互认同是相互的尊重。不是我说服你跟我一样,咱们就认同了,也不是你说服我跟你一样,咱们就认同了。没有必要,而且也没有可能。例如,语言上讲“有爱心”,可是爱心背后支撑的是什么?是儒家仁爱的爱心,还是佛教慈悲的爱心,还是基督教大爱的爱心?这很不一样,但又没有关系。
      
      我们最根本的是要相互尊重,文化上要相互尊重,有分歧、有对立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一直讲费孝通有句话说的很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以柔克刚就是一种智慧,该冲突的时候咱们就得冲突,可以不战而胜的我们就不要去战而胜了,我们可以不战而胜,我打不过你,我还躲不过你嘛,躲并不等于软弱,是一种策略,是一种方法。
      
      现在美国有个物理学家叫卡普勒,他就讲大自然是阳,人是阴,阴阳结合好了,那么人与自然才能和谐。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人类太刚了,以刚克刚所以才出现现在的这样的生态文明的问题。我们不懂得顺其自然、尊重自然,而是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定胜天。以刚对刚,两败俱伤,以柔克刚,两家俱胜。
      
      都说佛教反对杀生,那佛教就不应该去参加战争。但历史上佛教参加过很多战争,为什么?当有破坏更多生命的力量出现的时候,当然要去斗争保护这些生命,你不能够掉到文字里面去,“不杀生”就绝对不能杀生,而是要看如果它杀害了更多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样一个伤害更多生命的生命消灭掉。
      
      陈鼓应:七十年代保钓运动,我们才以群体出现
      
      很长时期都是两岸对敌的情况之下,两岸不可共存。在所谓“白色恐怖”的情况之下,戒严了38年,在那种情况之下,我曾经有过逆反的心理,反对集体主义,我有不合群的一个时期。
      
      1960年因为不合群,我就被派到金门。一到金门我就很紧张,各处都是鸡、狗、屎、尿,连坐的地方都没有,还怕大陆打来炮弹。在那种情况下,我到住宅附近,站在碉堡上看,看到对面就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的名字陈鼓应是因为我妈妈在鼓浪屿怀孕起的名字。我四哥就在泉州,就在对面,我那个时候突然一个强烈的内反,我为什么要跟小时候一直跟我讲《三国演义》、讲《西游记》的哥哥对立,为什么我要拿着枪杆对着他?
      
      我当了两年兵,但我不会打枪。不久我回到台北,我的妹妹接到我四哥的信,说中秋节的夜晚6点钟,我们兄妹五人同时举杯庆祝中秋,当时我的二哥、三哥在老家长汀,我妹妹在美国的圣地亚哥,我在台北,四哥在泉州。那个时间我们要汇通,也非常危险。甚至我有一个朋友黄广海(音)写信给他的老家,发点牢骚被抓到,惩治方案条例第七条,定了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他一共写了四封,被判无期徒刑。
      
      1960年代初期,我开始读尼采,然后再到庄子。在那个时期,台大哲学系有一群人在演讲,我第一个就讲《失落的自我》。然后第二个学期,我们转到文学院进行演讲,在杂志上写文章,当时我们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潮,然后介绍我们所学,当时我们不知道如何合群。所以有一个朋友说陈鼓应怎么样?尼采说God is dead,上帝都死了,上帝都瞧不起,还瞧得起谁。
      
      当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体主义,不合群。一直到七十年代保钓运动发生,我们才以群出现。因为保钓运动我们才知道群,才知道一批高干子弟、富二代,我们夹在中间。由六十年代的不合群到七十年代的群体,由自由民主转到民族最终才走到群的。庄子《齐物论》讲“恢诡谲怪,道通为一”,事物、人物是千差万别的,有它的特殊性,但是每一个主体都可以Intersubjectivity,可以互为主体,相互汇通的。《齐物论》有讲“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就是每一个存在体都有它的理由,它的主张、它的意见都有它可取之处,从那个之后,我从《齐物论》才了解,应该吸收每一个人的长处、每一个人的特点,尊重每一个人不同的主张。这个时候对我产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我必须要说,我小时候在农村的一段生活非常重要。
      
      历史文化深透到农村的每一个家庭之中。社会学家讲的大传统、小传统,大传统就是引经据典的典籍传统,但是小传统就是通过家族、风俗民情千百年代代相传的。我的祖先一代一代,总共将近二十代,从老家福建长汀,搬到河南的颍川来,我的母亲不认识字,我的幼母也不是很认识字,但是那种人伦之教代代相传。我的儿子十四岁就到美国,最近他提议要回家祭祖。从最上的祖先一直延续下来有二十几代,我到老家的池塘看到有二十代的祖先,所以现代化不能够太城市化,把池塘都毁了,这是不行的。
      
      所以那样的一种回乡拜祖,一直到我八十岁,我可以算我们夫妻两个、儿子、女儿跟孙子辈,我不忘本,不能忘祖。这个人文精神一直渗透,所以我们现在儒家文化,小时候农村的生活深入到我心灵的深处,所以尊老跟亲幼,我那个时间虽然不是很喜欢读书,因为老要背,背不出来还要被打,所以我的“四书”是什么呢?《封神榜》、《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从这些文学作品也充满了儒释道的那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不要说小时候的那种人文,文化的熏陶,所以“孔”跟“老”,特别是9•11之后,使我感觉到儒跟道,儒释道的融汇之处。孔子重视孝悌为人之本意。老子很讲究孝慈。大家以为庄子是反伦理主义,但是庄子讲,孔子说仁者爱人,庄子说人,“爱人利物之谓仁”。《天运》篇中商太宰问庄子,什么是最高的孝?他说“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以忘亲易,以亲忘我难。”让父母亲舒适容易,让父母亲能够不牵挂你难,让天下人都能够舒适这是庄子的理想。所以内圣外王,我想各家虽有不同,但是中国文化可以说不只是儒道互补。所以中国为什么儒释道虽然很不同,可是都可以和谐相处。
      
      所以你看西方,尼采说西方哲学注入过多神学的写意。西方不同信仰的三大宗教变成不可共存之宗。像泰戈尔讲的,不能老是以西方的是为是,非为非。是非,善恶并不应该是绝对化的对立,而应该是相互汇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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